美国作家何蒂姆·高特罗的短篇小说《偶像之殇》，精彩地描绘了一位63岁退了休的打字机修理工继承了外祖父的遗产，一栋乡村大宅和六英亩的土地。他开始不自量力地修缮破败老宅，毫不听取他人的劝告：“按照你的速度，花一百年也只能使这宅子看上去像堆豆腐渣。如果你住在里面，这屋子会杀了你。假如这是你的梦想，那么，它就是你的噩梦”——果然，老化的厨房管道在严寒天来临之刻，突然着火，将老宅子烧为一片废墟。
影片《坠落的审判》中的男主角，其实就是让他的“乡村祖产”别墅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儿子生病后，他辞掉教书的职业，携妻儿回到乡下。向银行贷款修缮老宅，梦想做成民宿。没有职业哪里来钱还贷？也许只有妻子写了几本书的稿费。可他埋怨妻子写书的灵感，大多来自他的笔记。他将夫妻对话的几段音频发给他的出版社朋友，编辑对这样的“原始素材”当然无法回应。妻子也写自己的生活，却是频频出书。影片的开头，便是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，来乡村别墅采访偶像作家。底楼的对答很是欢快，楼上的音乐却刺耳干扰。采访无法继续，这做丈夫的心态很是问题。
亲自做工装修，装修的钱又像一个无底洞。黑洞般的未了工程，加剧了男人事业不成功的焦虑。
法庭依据丈夫坠楼前一天的录音音频，将女主角视为谋杀嫌疑告上审判台。这段夫妻吵架，从动嘴到动手到器皿炸碎，种种激烈震惊的声音也是全片的高潮，戏剧冲突的尖锐之点，男女心理强弱的逼真写照。“你把我的时间拿走了！”“你拿我的创意写书成功了。”“你出轨。”“每一次你外出活动都说‘只这一次’。”一个耳光，是妻子打丈夫的。
女作家一直维持着镇静与风度。男主人崩溃并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敌人。如果女人弱一些，很容易变成怨妇：“儿子是你应该接他而你没接派了保姆，结果才发生了车祸。”“离开伦敦回乡下老家也是你的主意”——按传统惯例，仅仅儿子失明，母亲可能就会变成歇斯底里。影片中的“怨夫”替代生活中更普遍的“怨妇”，有人说代表了编导女性主义的态度。当男人承担着女性的宅家义务时，结果会如此不堪。但更加强烈的感觉是：女编导在聪明地揭示：性别在今天是不重要的，人本身的才华能力与心理素质才是关键。
看外形，丈夫是个胖胖的帅哥，壮实，俊朗，完全不像有抑郁症；而女主角，并没有女性的妩媚漂亮，却颇受欢迎。编导的嘲讽，超越了道德是非，直抵事物的本质。创造力是生存力，意志力是生命力。
“谁强大谁才能生存”，这一条，同样适应于今天的夫妻关系。在压力重重的当下社会，同舟共济，可能是阶段性的，一个人社会性死亡，却梦想在婚姻里自信，很难。失败如果归咎于离自己最近的那个人，炸弹在家庭里就悄悄埋下。
《坠落的审判》并非沉湎于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，纠缠婚姻关系的道德评判，它获得2023年金棕榈最佳影片与2024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，是因为它既有艺术的玩味性，更显敏锐犀利的当代性。出生于1978年的法国女导演茹斯汀·特里耶，自己编剧的电影故事，多有作家写作取材于自己的生活，又在生活中被自己的创作影响。比如《西比勒》，非虚构与虚构纠结缠绕，一来是嘲讽：如此困境是作家才能的有限。二来是嘲讽凡俗生活的无聊与重复。《坠落的审判》中胜利的女作家真的胜利了吗？如果她写的是侦探故事，历史故事，而不是她自家的故事，婚姻的故事，至少她丈夫可以少掉一条绝望的理由。对于同样有写作梦想的丈夫，成功与失败的比较，是要出人命的。而“你的成功即是我的成功”，或者“我的成功即是你的成功”，超越坠落悲剧、夫妻怨艾的正剧或者喜剧，它存在吗？婚姻是一个共同体，对于作家妻子的道德审判，它存在吗？电影结束，它同时把一条条人性疑问抛给观众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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